韓國青年在股市、槓桿 ETF 乃至加密貨幣市場都展現出很大的賭性。
財閥（如三星、現代、SK、LG 等）貢獻了全國絕大部分的 GDP，壟斷了資源，但提供的就業機會卻不到 10%。中小企業（占就業人口 90%）的平均薪資，僅有財閥大企業的 50% 到 60% 左右，且福利、升遷機制與職業穩定度存在天壤之別。
過去依靠「努力工作—存錢—買房」的中產階級致富路徑已宣告失效。首爾房價飆漲至常人薪水難以企及的高位，年輕人體會到「再怎麼努力也買不起房」，轉而將高風險投資視為打破階級固化、追趕財富差距的唯一管道。
早在幾年前，美國主流的槓桿型ETF都見到他們的身影，持股比例達到了20%以上。一隻ETF將特斯拉押注放大了1.5倍，另一隻則三倍押注FAANG等科技股 —— 他們分別持有這兩隻ETF不少於35%和28%的份額。一隻追蹤美國上市芯片股的三倍槓桿ETF（SOXL），在韓國買SOXL的人很多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它是三倍槓桿。
2026年，存儲股板塊的波幅更加被這類ETF推至極高。槓桿型ETF利用Swap放大market exposure，每日要rebalance，調整合約價值。價格上升時要增加合約價值；價格下跌時則要減少合約價值。
簡單asset allocation的投資者根本不用這些複雜的ETF，多數輸錢的是買入槓桿或反向的ETF，遇上危機守不住。
美股槓桿/反向 ETF 主要由 ProShares（品牌如 Ultra/UltraPro）、Direxion（Daily 3X/2X 系列）以及 GraniteShares（主打單一個股槓桿）壟斷。例如TQQQ，3倍做多納指。
近年美國監管放寬後，single stock ETFs極受散戶歡迎，槓桿上限通常為 2 倍。例如TSLL，Direxion的2倍做多TSLA。
有一類ETF是反向，例如SH就是提供 S&P 500 指數「單日」反向 -1x 的報酬。
設計這類ETF的主要原因是繞過comliance，許多退休基金、信託基金或特定機構投資人受限於法規，禁止直接進行衍生性商品交易（如期貨、選擇權）或融券操作。但買入 SH 這類「現貨 ETF」完全合規。
反向ETF通常都會有volatility drag的缺點，因為每日複利計算的關係，當市場處於區間震盪、多空拉鋸時，淨值會隨著時間被長期磨損。
指數化投資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60年，由 Edward F. Renshaw 和 Paul J. Feldstein 提出。他們在《財務分析師期刊》（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）上發表文章，對當時主流的主動管理基金提出了質疑。當時，市場上的投資基金多由基金經理主導，他們的目標是透過選擇優質的投資標的來超越市場的平均表現。然而，Renshaw 和 Feldstein 懷疑這些基金能否穩定地擊敗市場，並指出管理費用和操作成本過高，可能並不值得。於是，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：成立一種「無管理的投資公司」（Unmanaged Investment Company），其唯一目標是追蹤市場的平均表現或指數。
依然只是一個學術概念，尚未進入主流投資市場。直到1971年，這一概念才真正進入實踐。當時，富國銀行（Wells Fargo）的管理科學部門由 John Andrew「Mac」McQuown 領導，他們為機構投資者創建了全球第一個指數基金。這個基金的目標是為大公司、機構和退休金計劃提供一種低成本且穩定的投資選擇。新秀麗（Samsonite）公司決定將其退休金計劃中的600萬美元投入這個指數基金，這一決策最終推動了這項計劃的實施。從此，機構投資者開始逐步接受指數化投資的概念，指數基金也在市場上獲得了更多的認可。
普及真正開始於1976年，當時先鋒集團（Vanguard）的創辦人 John C. Bogle 推出了第一個面向普通投資者的指數基金。Bogle 堅信，普通投資者應該有機會以低成本的方式參與市場，並享受多元化投資的好處。他推出了「先鋒500指數基金」（Vanguard 500 Index Fund），這個基金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（S&P 500 Index, Standard & Poor’s 500 Index，標準普爾500指數），為零售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高效且低成本的市場投資工具。
在 MPT 提出之前，投資者往往只關注個別證券的回報，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和整體風險。Markowitz 則主張，透過分散投資（Diversification），投資者可以在保持回報的同時，降低整體的風險。這一理論為指數化投資奠定了理論基礎，因為指數基金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多元化的投資工具，它追蹤市場指數，並將投資分散在眾多公司上，降低了個別公司的風險。
1990年，指數化投資迎來了另一個重大突破——指數股票型基金（Exchange Traded Funds, ETF，交易所交易基金）的誕生。ETF 是一種追蹤特定指數的投資產品，與傳統的指數基金不同，ETF 可以像股票一樣在交易所中自由買賣，這為投資者提供了更高的靈活性。
第一個 ETF 是「多倫多指數參與股份」（Toronto Index Participation Shares），它追蹤的是多倫多證券交易所的 35 指數（Toronto 35 Index）。
日本股市受惠於公司治理改革、企業獲利強勁以及外資大量流入，股市近年的漲幅巨大。
目前在美股市場規模最大的日股ETF應該是EWJ，225億美元的規模，早在1996年已經成立，30年了!
管理費約0.5%，息率3.74%。對追求現金流的投資者很不利的一點是面對Double Withholding Tax，日本政府抽15.315%，美國政府再抽30%，到手只剩60%。
另一個問題是匯率風險，EWJ没有currency hedged，若日圓貶值，會吃掉部分股市漲幅。當然若日圓升值，換算回美元/港幣的回報會增加。
有隻HEWJ持股完全複製EWJ，但用currency forwards對沖了匯率風險。規模很小，可能因為被另一隻同樣做了匯率對沖的DXJ搶佔了市場。
DXJ在20年前成立，持股的設計明顯是要賺日圓貶值。公司超過 80% 的營收來自日本本土的企業會被直接剔除。例如日本本土的電信巨頭（NTT、KDDI）、純內需零售商、地區性銀行或電力公司等，都會被擋在門外。只有海外營收佔有相當比重的企業（如豐田汽車、索尼、三菱重工、信越化學、東京威力科創等）才能獲選納入。當日圓走弱時，日本出口巨頭將海外獲利換算回日圓時會產生龐大的匯兌盈餘，帶動股價大幅上揚。
對比EWJ，直接買下日本市值最大的前幾百家企業，包含內需型（如本地銀行、零售、電信）與出口型企業。
TLT (iShares 20+ Year Treasury Bond ETF) 目前市值460多億美元，息率約4.78%。早在2002年已經成立。存續期間長達 16–17 年，對利率極度敏感。減息能帶來顯著的資本利得；但在升息或長端利率上行時，價格回撤風險較大。
長期美債殖利率持續攀升，其中 30 年期美債殖利率一度衝破 5.3%，創下近 20 年來新高。市場正在拋售美債，導致許多持有舊債的投資者面臨帳面虧損。
美國財政部似乎與美聯儲唱反調，當美聯儲透過QT減持國債以收緊金融環境，財政部卻借短支長，發行大量短期國債，減少發行長期國債，實施Shadow QE，排擠了Fed貨幣政策的主導權。
如果現在發行大量 30 年期長債，美國政府未來 30 年每年都要支付 5% 以上的高利息。發行 1 年期以下的短債，能讓政府保留彈性，賭未來降息時能以更低利率轉融資。
背後的鏈條及機制是:
貨幣市場基金（MMF）與金融機構手握大量短期流動資金，對高收益的國庫券（T-Bills）消化能力強，能快速幫政府籌措巨額資金。
前幾年貨幣供給充沛時，貨幣市場基金將數萬億美元停放在美聯儲的 RRP 機制中，賺取美聯儲提供的無風險利息。
停留在 RRP 裡的資金直接存於美聯儲帳上，並未在金融市場中流通。
為了順利賣出短債，財政部設定的短債利率略高於美聯儲的 RRP 利率。貨幣市場基金於是從 RRP 撤出，轉去購買短債。2023 年 6 月美國國會通過債務上限後，財政部大幅發行短債，使 RRP 餘額在約 18 個月內迅速降至 2,000 億美元以下。
這些資金流入財政部在美聯儲開立的「國庫通用帳戶」（TGA,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）。
財政部將 TGA 帳戶裡的錢花出去（支付承包商款項、公務員薪水、社會福利給付、基礎建設開支等）。
收到款項的企業與民眾將錢存入商業銀行（如摩根大通、美銀）。商業銀行存款增加，金融體系的總流動性（Liquidity）上升。
前提是美聯儲 RRP 池子裡要有足夠的閒置資金。當 RRP 餘額從高點降至近乎乾涸時，財政部若繼續大量發債，就無法再從 RRP 抽水，而必須直接從商業銀行的準備金（Bank Reserves） 抽走資金。屆時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將迅速收緊。
港股上市的 ETF 資金高度集中在港股指數（如恒指、科指）與中國概念（如 A50、科技股）。雖然近年推出了美股指數、黃金、虛擬資產及沙特 ETF，但整體選擇與美股覆蓋全球各行業、各國主權債、主題型及主動管理型的廣度及規模都無法相比。
像資產規模最大的2800盈富基金，只有1378億港元。2020年推出的規模只有639.23億港元。還有一隻比較受歡迎的3416，也只有224億港元。對比我買入的SCHD，已經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。
規權影響到流動性，還有明顯的管理費差異，港股ETF同類型的都比美股ETF高。例如VOO規模夠大可以壓低至0.03%，港股則在0.1-1%。
美股由 Vanguard、BlackRock、State Street 等巨頭發動了長達數十年的「價格戰」，大型指數 ETF 的費用率已趨近於零；而港股 ETF 由於整體規模較小、規模效應不足，基金管理費及營運成本相對高昂。
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散戶偏好高波動、槓桿產品或短期個股，香港市場的衍生權證（窩輪）與牛熊證（CBBC）極為發達，吸走大量短線散戶資金，削弱了對指數型 ETF 的需求。
另外，美股有源源不絕的退休金資金定期定額流入ETF，401(k) 與 IRA 等養老金體系構成強大的買盤支持。
ETF的股票是放在信託中，而ETF本身可以理解為交易工具，信託存起的股票並没有進行買賣。理論上價格受買賣影響，有機會脫離NAV。
發行商賺的是管理費，負責發行及管理。ETF可以做到緊密追蹤NAV，即資產價格總和，就是靠ETF creation，當ETF價格高於NAV時，會有market maker在市場買入股票，換回ETF出售，從而套利。發行商也不介意，因為偏離NAV太遠，ETF會失去吸引力。
同理，當ETF價格低於NAV時，market maker就會買入低價的ETF去換回股票，即ETF redemption。
除了market maker，還有一類稱為AP，authorized participants，如Goldman Sachs、Morgan Stanley。現實中可以是同一機構，可以理解為批發商。ETF的creation及redemption就是AP跟發行商之間進行。MM則可以理解為零售商，跟AP及二級市場在進行交易。
這班MM手上會有一定倉位，dealer inventory。這類in-kind transaction因為不涉及現金，不會產生稅收。
這種套利散戶難以做到primary market redemption arbitrage，除了creation unit有資金門檻(25000-10萬股)，專業機構的程式盤在微秒內已經利用專用的gateway及HFT系統吃乾抹淨價差。
以追蹤 60/40 股債組合的代表性 ETF（如 iShares AOR 或 Vanguard VBIAX）整體回報趨勢計算，2021 年至 2026 年的逐年走勢如下：
• 2021 年： +13% ~ +15%
• 2022 年： -16% ~ -17%
• 2023 年： +14% ~ +18%
• 2024 年： +11% ~ +14%
• 2025 年： +12% ~ +18%
今日翻看VNQ，2022年跌去26%，今年已經重回高位。
VNQ 持有美國商業地產、住宅、數據中心、物流倉儲等實體不動產投資信託（REITs）。
對比港股領展房產基金(823) ，2019年跌足5、6年仍未回到高位。想起也感到慶幸，我没有輸錢純粹因為没有耐心坐倉，微利就跑了，當時的氛圍十分流行這種投資。
REITs 商業模式依賴高度槓桿，透過發債與銀行貸款購買地產。前幾年的低利債券到期後，被迫以 6%–8% 甚至更高的利率重新融資（Refinancing），導致財務利息支出暴增，嚴重侵蝕應稅利潤與可分配股息。
疫情過後，工作與消費習慣發生了永久性改變，紐約、舊金山、倫敦等大城市的辦公大樓空置率創歷史新高。
相對堅韌的只有數據中心 REITs（如 Equinix - EQIX，受惠於 AI 算力需求）、物流倉儲（如 Prologis - PLD，受惠於供應鏈重組）、基礎設施（電信鐵塔如 AMT）。
當美國短債或高評級公司債動輒達 4%–5.5% 且風險極低時，股息率僅 4%–5% 的傳統 REITs（如 VNQ）顯得毫無性價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