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類ETF是反向,例如SH就是提供 S&P 500 指數「單日」反向 -1x 的報酬。
設計這類ETF的主要原因是繞過comliance,許多退休基金、信託基金或特定機構投資人受限於法規,禁止直接進行衍生性商品交易(如期貨、選擇權)或融券操作。但買入 SH 這類「現貨 ETF」完全合規。
反向ETF通常都會有volatility drag的缺點,因為每日複利計算的關係,當市場處於區間震盪、多空拉鋸時,淨值會隨著時間被長期磨損。
有一類ETF是反向,例如SH就是提供 S&P 500 指數「單日」反向 -1x 的報酬。
設計這類ETF的主要原因是繞過comliance,許多退休基金、信託基金或特定機構投資人受限於法規,禁止直接進行衍生性商品交易(如期貨、選擇權)或融券操作。但買入 SH 這類「現貨 ETF」完全合規。
反向ETF通常都會有volatility drag的缺點,因為每日複利計算的關係,當市場處於區間震盪、多空拉鋸時,淨值會隨著時間被長期磨損。
指數化投資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60年,由 Edward F. Renshaw 和 Paul J. Feldstein 提出。他們在《財務分析師期刊》(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)上發表文章,對當時主流的主動管理基金提出了質疑。當時,市場上的投資基金多由基金經理主導,他們的目標是透過選擇優質的投資標的來超越市場的平均表現。然而,Renshaw 和 Feldstein 懷疑這些基金能否穩定地擊敗市場,並指出管理費用和操作成本過高,可能並不值得。於是,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:成立一種「無管理的投資公司」(Unmanaged Investment Company),其唯一目標是追蹤市場的平均表現或指數。
依然只是一個學術概念,尚未進入主流投資市場。直到1971年,這一概念才真正進入實踐。當時,富國銀行(Wells Fargo)的管理科學部門由 John Andrew「Mac」McQuown 領導,他們為機構投資者創建了全球第一個指數基金。這個基金的目標是為大公司、機構和退休金計劃提供一種低成本且穩定的投資選擇。新秀麗(Samsonite)公司決定將其退休金計劃中的600萬美元投入這個指數基金,這一決策最終推動了這項計劃的實施。從此,機構投資者開始逐步接受指數化投資的概念,指數基金也在市場上獲得了更多的認可。
普及真正開始於1976年,當時先鋒集團(Vanguard)的創辦人 John C. Bogle 推出了第一個面向普通投資者的指數基金。Bogle 堅信,普通投資者應該有機會以低成本的方式參與市場,並享受多元化投資的好處。他推出了「先鋒500指數基金」(Vanguard 500 Index Fund),這個基金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(S&P 500 Index, Standard & Poor’s 500 Index,標準普爾500指數),為零售投資者提供了一個高效且低成本的市場投資工具。
在 MPT 提出之前,投資者往往只關注個別證券的回報,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和整體風險。Markowitz 則主張,透過分散投資(Diversification),投資者可以在保持回報的同時,降低整體的風險。這一理論為指數化投資奠定了理論基礎,因為指數基金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多元化的投資工具,它追蹤市場指數,並將投資分散在眾多公司上,降低了個別公司的風險。
1990年,指數化投資迎來了另一個重大突破——指數股票型基金(Exchange Traded Funds, ETF,交易所交易基金)的誕生。ETF 是一種追蹤特定指數的投資產品,與傳統的指數基金不同,ETF 可以像股票一樣在交易所中自由買賣,這為投資者提供了更高的靈活性。
第一個 ETF 是「多倫多指數參與股份」(Toronto Index Participation Shares),它追蹤的是多倫多證券交易所的 35 指數(Toronto 35 Index)。
如果將交易視為競技運動之一,似乎只有德州撲克的思維模式能高度相似。
表面上是一場牌局博弈,本質上卻是一套在資訊不對稱與不確定性下,進行風險管理與決策優化,結合了數學、心理學、賽局理論與自我控制。
不論是在哪一個下注圈,輪到自己行動時,選擇都是基本幾個核心動作或其組合構成。
即使你拿著最強的起手牌,也有約 20% 的機率輸掉;反之,一個極其糟糕的決定也可能因為運氣好而贏錢。
只要每次都做出 +EV 的決策,短期波幅(Variance)終將平息,長期必然獲利。
資訊越充分的時候做決策,胜算越高。思考對手當前行動背後代表的手牌範圍(Range),並隨著牌局進展不斷修正與收窄這個範圍 (Bayesian Updating)。
過去投入的籌碼已不屬於你,未來的決策只取決於當下的勝率與潛在賠率。當新牌發出,形勢對你不利時,及時棄牌才是最優解。
遭遇極低機率的逆轉(Bad Beat)是常態。能否在連續輸錢時保持理性、不因憤怒或僥倖心理而失控盲目下注(Tilt),區分了高手與平庸玩家。
嚴格的籌碼管理(Bankroll Management)與心態紀律,是保護自己不被市場/牌局極端風險淘汰的唯一盾牌。
日本股市受惠於公司治理改革、企業獲利強勁以及外資大量流入,股市近年的漲幅巨大。
目前在美股市場規模最大的日股ETF應該是EWJ,225億美元的規模,早在1996年已經成立,30年了!
管理費約0.5%,息率3.74%。對追求現金流的投資者很不利的一點是面對Double Withholding Tax,日本政府抽15.315%,美國政府再抽30%,到手只剩60%。
另一個問題是匯率風險,EWJ没有currency hedged,若日圓貶值,會吃掉部分股市漲幅。當然若日圓升值,換算回美元/港幣的回報會增加。
有隻HEWJ持股完全複製EWJ,但用currency forwards對沖了匯率風險。規模很小,可能因為被另一隻同樣做了匯率對沖的DXJ搶佔了市場。
DXJ在20年前成立,持股的設計明顯是要賺日圓貶值。公司超過 80% 的營收來自日本本土的企業會被直接剔除。例如日本本土的電信巨頭(NTT、KDDI)、純內需零售商、地區性銀行或電力公司等,都會被擋在門外。只有海外營收佔有相當比重的企業(如豐田汽車、索尼、三菱重工、信越化學、東京威力科創等)才能獲選納入。當日圓走弱時,日本出口巨頭將海外獲利換算回日圓時會產生龐大的匯兌盈餘,帶動股價大幅上揚。
對比EWJ,直接買下日本市值最大的前幾百家企業,包含內需型(如本地銀行、零售、電信)與出口型企業。
TLT (iShares 20+ Year Treasury Bond ETF) 目前市值460多億美元,息率約4.78%。早在2002年已經成立。存續期間長達 16–17 年,對利率極度敏感。減息能帶來顯著的資本利得;但在升息或長端利率上行時,價格回撤風險較大。
長期美債殖利率持續攀升,其中 30 年期美債殖利率一度衝破 5.3%,創下近 20 年來新高。市場正在拋售美債,導致許多持有舊債的投資者面臨帳面虧損。
美國財政部似乎與美聯儲唱反調,當美聯儲透過QT減持國債以收緊金融環境,財政部卻借短支長,發行大量短期國債,減少發行長期國債,實施Shadow QE,排擠了Fed貨幣政策的主導權。
如果現在發行大量 30 年期長債,美國政府未來 30 年每年都要支付 5% 以上的高利息。發行 1 年期以下的短債,能讓政府保留彈性,賭未來降息時能以更低利率轉融資。
背後的鏈條及機制是:
貨幣市場基金(MMF)與金融機構手握大量短期流動資金,對高收益的國庫券(T-Bills)消化能力強,能快速幫政府籌措巨額資金。
前幾年貨幣供給充沛時,貨幣市場基金將數萬億美元停放在美聯儲的 RRP 機制中,賺取美聯儲提供的無風險利息。
停留在 RRP 裡的資金直接存於美聯儲帳上,並未在金融市場中流通。
為了順利賣出短債,財政部設定的短債利率略高於美聯儲的 RRP 利率。貨幣市場基金於是從 RRP 撤出,轉去購買短債。2023 年 6 月美國國會通過債務上限後,財政部大幅發行短債,使 RRP 餘額在約 18 個月內迅速降至 2,000 億美元以下。
這些資金流入財政部在美聯儲開立的「國庫通用帳戶」(TGA,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)。
財政部將 TGA 帳戶裡的錢花出去(支付承包商款項、公務員薪水、社會福利給付、基礎建設開支等)。
收到款項的企業與民眾將錢存入商業銀行(如摩根大通、美銀)。商業銀行存款增加,金融體系的總流動性(Liquidity)上升。
前提是美聯儲 RRP 池子裡要有足夠的閒置資金。當 RRP 餘額從高點降至近乎乾涸時,財政部若繼續大量發債,就無法再從 RRP 抽水,而必須直接從商業銀行的準備金(Bank Reserves) 抽走資金。屆時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將迅速收緊。
港股上市的 ETF 資金高度集中在港股指數(如恒指、科指)與中國概念(如 A50、科技股)。雖然近年推出了美股指數、黃金、虛擬資產及沙特 ETF,但整體選擇與美股覆蓋全球各行業、各國主權債、主題型及主動管理型的廣度及規模都無法相比。
像資產規模最大的2800盈富基金,只有1378億港元。2020年推出的規模只有639.23億港元。還有一隻比較受歡迎的3416,也只有224億港元。對比我買入的SCHD,已經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。
規權影響到流動性,還有明顯的管理費差異,港股ETF同類型的都比美股ETF高。例如VOO規模夠大可以壓低至0.03%,港股則在0.1-1%。
美股由 Vanguard、BlackRock、State Street 等巨頭發動了長達數十年的「價格戰」,大型指數 ETF 的費用率已趨近於零;而港股 ETF 由於整體規模較小、規模效應不足,基金管理費及營運成本相對高昂。
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散戶偏好高波動、槓桿產品或短期個股,香港市場的衍生權證(窩輪)與牛熊證(CBBC)極為發達,吸走大量短線散戶資金,削弱了對指數型 ETF 的需求。
另外,美股有源源不絕的退休金資金定期定額流入ETF,401(k) 與 IRA 等養老金體系構成強大的買盤支持。
ETF的股票是放在信託中,而ETF本身可以理解為交易工具,信託存起的股票並没有進行買賣。理論上價格受買賣影響,有機會脫離NAV。
發行商賺的是管理費,負責發行及管理。ETF可以做到緊密追蹤NAV,即資產價格總和,就是靠ETF creation,當ETF價格高於NAV時,會有market maker在市場買入股票,換回ETF出售,從而套利。發行商也不介意,因為偏離NAV太遠,ETF會失去吸引力。
同理,當ETF價格低於NAV時,market maker就會買入低價的ETF去換回股票,即ETF redemption。
除了market maker,還有一類稱為AP,authorized participants,如Goldman Sachs、Morgan Stanley。現實中可以是同一機構,可以理解為批發商。ETF的creation及redemption就是AP跟發行商之間進行。MM則可以理解為零售商,跟AP及二級市場在進行交易。
這班MM手上會有一定倉位,dealer inventory。這類in-kind transaction因為不涉及現金,不會產生稅收。
這種套利散戶難以做到primary market redemption arbitrage,除了creation unit有資金門檻(25000-10萬股),專業機構的程式盤在微秒內已經利用專用的gateway及HFT系統吃乾抹淨價差。
7月翻讀了一本舊書Diary of a Professional Commodity Trader,近年很少再看投資相關書籍,要求愈來愈嚴格,只有實戰型高手又或行業真正前線落手的人寫的才會看。
作者彼得·布蘭特(Peter L. Brandt)是專業商品及外匯交易員,不是業餘散戶之流。
這本書記錄了他從 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4 月這 21 週(約 5 個月)的真實交易過程與詳細盈虧。
總獲利金額大約為 $226,816 美元。
他的操作通常是將本金設定為 $100 萬美元,因此在這 21 週內的收益率約為 22.7%。
在他超過 30 到 40 年的職業生涯中,他保持了平均高達 40% ~ 68% 的複合年化報酬率。
書中坦言,自己的長期交易勝率只有大約 30%。也就是說,他每 10 筆交易有 7 筆是賠錢的。但他之所以能賺大錢,是因為他能嚴格停損(讓虧損極小化),並在極少數看對的趨勢中讓利潤奔跑,靠著極高的「盈虧比」勝出。例如2009年10月至11月,27筆交易,高達24筆虧損,只有3筆獲利。
作者是實戰的高手,但寫書而言,內容枯燥乏味,也没有坊間那些所謂長線投資的說話來得漂亮、高大上。
這是一種低勝率+高賠率的組合,我自己是佩服但做不到,個人做法更傾向高勝率+低賠率,人性上的阻力大減,切合我這種普通凡人。
以追蹤 60/40 股債組合的代表性 ETF(如 iShares AOR 或 Vanguard VBIAX)整體回報趨勢計算,2021 年至 2026 年的逐年走勢如下:
• 2021 年: +13% ~ +15%
• 2022 年: -16% ~ -17%
• 2023 年: +14% ~ +18%
• 2024 年: +11% ~ +14%
• 2025 年: +12% ~ +18%
今日翻看VNQ,2022年跌去26%,今年已經重回高位。
VNQ 持有美國商業地產、住宅、數據中心、物流倉儲等實體不動產投資信託(REITs)。
對比港股領展房產基金(823) ,2019年跌足5、6年仍未回到高位。想起也感到慶幸,我没有輸錢純粹因為没有耐心坐倉,微利就跑了,當時的氛圍十分流行這種投資。
REITs 商業模式依賴高度槓桿,透過發債與銀行貸款購買地產。前幾年的低利債券到期後,被迫以 6%–8% 甚至更高的利率重新融資(Refinancing),導致財務利息支出暴增,嚴重侵蝕應稅利潤與可分配股息。
疫情過後,工作與消費習慣發生了永久性改變,紐約、舊金山、倫敦等大城市的辦公大樓空置率創歷史新高。
相對堅韌的只有數據中心 REITs(如 Equinix - EQIX,受惠於 AI 算力需求)、物流倉儲(如 Prologis - PLD,受惠於供應鏈重組)、基礎設施(電信鐵塔如 AMT)。
當美國短債或高評級公司債動輒達 4%–5.5% 且風險極低時,股息率僅 4%–5% 的傳統 REITs(如 VNQ)顯得毫無性價比。
定義: 可重複出現、可解釋且具備統計顯著性的超額收益,才被視為技術。
評估方法:
分析交易次數(Sample Size)與收益分佈:
p-value(p值檢驗): 在零假設(Null Hypothesis,即「該交易員無預測能力,勝率純屬隨機拋硬幣」)下,計算出現當前獲利結果的概率。如果 p<0.01,代表只有不到 1% 的概率是靠運氣,技術顯著成立。
t-統計量(t-statistic): 檢驗平均超額收益是否顯著大於零。一般要求 t>2.0(甚至高頻交易要求 t>3.0),樣本數(交易筆數)越多,需要的獲利時間跨度越短即可驗證;相反,若一年只做 5 筆交易,即使全賺,統計學上也無法排除運氣。
收益歸因分析(Performance Attribution):
某交易員一年賺了 30%,但歸因分析發現他只是重倉了高 Beta 的半導體股,而同期半導體指數漲了 35%。這說明他沒有技術,只是乘了市場風格的東風(Beta Exposure)。
某交易員在市場對沖掉方向性風險(Delta 中性)後,依然能在扣除槓桿與風格因子暴露後獲得穩定正收益。
蒙地卡羅模擬(Bootstrapping & Monte Carlo):
將交易員過去所有的交易收益率打亂順序,進行數萬次隨機重組與重新抽樣,生成數萬條「平行宇宙」中的收益曲線。
如果該交易員在 95% 以上的隨機重組中都能保持盈利,說明策略具有極高的穩健度(Robustness)。
如果打亂順序後有大量暴雷,說明之前的獲利高度依賴特定時間順序的運氣。
有些交易員看似勝率極高、收益曲線完美,但本質上是在Selling Tail Risk,評估Sortino Ratio(只考慮下行風險)以及最大回撤(Max Drawdown)。如果收益曲線極度平滑但潛在下行空間無限,基金會判定為運氣。
「數據挖掘(Data Mining)」帶來的假陽性問題:如果同時測試了 1,000 個策略,就算全都是隨機垃圾策略,統計上也必然會有 50 個策略(5%)表現極佳。
採用 Harvey-Liu 框架 或 Deflated Sharpe Ratio (DSR) 指標。DSR 會將「交易員嘗試過多少次失敗策略」納入考量。如果一個交易員換了 100 個模型才找到一個賺錢的,該模型的夏普比率(Sharpe Ratio)會被大幅折降,歸類為運氣。